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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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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2013-06-28 09:4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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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
发表时间:2011-04-22

2011年4月15日

 

尊敬的沈德咏院长、张文显院长,左世忠院长,
尊敬的张尧学主任,黄进校长,张保生副校长,朱勇副校长,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我能代表证据科学研究院的教师发言。首先,我代表本院教师和工作人员,向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表示感谢,对入学的研究生们表示衷心的祝贺!欢迎你们来到这个看上去像工地一样破破烂烂,但法学名宿云集的法大!

 

法大这个简称很有意思。外校的人通常喜欢把中国政法大学简称为“中政大”,认为中国是政治最大。而本校的学生通常把中国政法大学简称为“法大”,认为法律最大。诸位应该看到东门边上有一块石碑,上面是江平老先生写的“法治天下”四个大字。我想,这就是法大人的理想。

 

刚才各位领导已经高屋建瓴地谈了开办证据科学方向的在职法硕班的宗旨,从宏观方面肯定了培养专家型法官的重要意义,我谨就个人的一些经验谈一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于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作用。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在我家乡法院的刑庭和民庭实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触了装订案卷、送达文书、记录开庭、起草法律文件等各种琐碎的工作,最初的新奇感觉逐渐趋于平淡,对于当初入学时学校悬挂的巨大横幅“欢迎你,未来的法官”有点失望,法庭上那个表情木然、反应迟钝的大叔就是我未来的写照么?曾经在美国、香港电影中看到的威严高大的法官形象彻底沦陷,法庭上照本宣科、走走过场的程序让我对法官仅有的神秘感也荡然无存。本科毕业时,虽然出于现实考虑我已经基本落实了当地法院的工作岗位,但研究生考试的胜出又让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学校。本着对法学研究的兴趣,我从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对于法院,我有着复杂的心情。由于我本科毕业时没有去法院工作,我老家法院的院长在我读研究生时,每年都邀请我回老家时去他办公室坐坐,一起聊聊。我还记得,他是当地整个法院系统的唯一研究生,而且是在职念的,他希望我研究生毕业时还能回去工作。我们会聊一些实务中的问题,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感觉到了书本上的法律和实践中的差距。也正是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关注司法实践。我在2000年时考取了律师资格,并作为民事诉讼的公民代理人代理过我亲戚家的一个欠款纠纷案。那时的基层法院法官,很多都不是正规法学院校毕业,他们靠长期的实践累积司法经验,相对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又总是显得游刃有余。我开始渐渐改变成见。我想起了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的话,“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2005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跟随陈瑞华老师做博士后。陈瑞华老师是一位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学者,他主张应该从经验性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关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于是,我走进了法院。为了调查证人作证问题和法庭处理刑讯逼供辩护问题,我在做博士后期间多次在北京、浙江和深圳的中级、基层法院调研,查阅了法院的大量判决书,并旁听了许多案件的庭审。我对于实证研究的热衷,也是在那时起步的。为了更好地接触实践,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律师,以便切身体验刑事案件的庭审。2007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后,又有幸跟随张保生校长、王进喜院长的课题组去各地法院调研,并成为《统一证据规定》草案试点工作中海淀法院试点的负责人,这些都给我提供了大量接触法院实务的机会。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科学,学术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也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司法实践才是我们从事法学研究最坚实的土地。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要提高司法的质量,法官也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素养。2006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法律所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在台湾的几个月里,我接触了台湾地区诸多优秀的法律人,包括大法官、台大教授、台北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我甚至多次旁听了陈水扁女婿赵建铭受审的案件。虽然台湾民众对本地的法官仍有微词,但法官所享比国内同行更大的公信力和权威仍是不争的事实。我好奇地发现,有些法官居然有着令我羡慕的学历。例如,一位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可能是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可能写过几本法学著作,而他们撰写的判决书,论证翔实,说理充分,丝毫不逊于法学学者。这几年,我也接触过来自韩国的法官、英国的法官和美国的法官,他们的专业性同样令我欣赏。一位美国法官可以就某个个案撰写上百页的判决书,其中旁征博引,不亚于一篇国内的博士论文。最为著名的美国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庭的波斯纳法官,更是以著作等身闻名。他每年除了撰写上百篇判决书外,还要撰写数十篇论文和几本著作,以至于有传闻说他是不睡觉的,因为写书的速度比我们读书的速度还快。而且,这些成果绝不是点缀门面,因为其著作的印证率在1978年以后出版的法学著作中总引证率最高,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和文学》和《证据法的经济分析》。

 

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座的各位或许有所体会。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有的自视清高,看不起实务部门的同志,总拿理论的标准去衡量司法,动不动就批评实践中的一些做法;而从事实务工作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有时也对学者敬而远之,认为他们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屑与这些书呆子为伍。于是,搞理论研究的人和实务研究的人要么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要么表面上客气有加,实际上相忘于江湖。面对同一个问题,学者们喜欢旁征博引,研究国外的相关理论或立法例,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而法官们喜欢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对策性研究。学者们很少去法院获得第一手的案件材料,针对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而法官们也很少去钻研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枯燥理论,论述问题视野受限,不见深度。不过近些年来,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交流的不断频繁,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我认为,法学研究应当针对中国的问题,理论和实践结合,学者和法官能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近些年来,张保生教授与我们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同事们都极为注重与实务部门的交流,我们的研究也一直贴近现实。例如,我们给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统一证据规定》,五易其稿,大小研讨会尽三十次,足迹遍布山东、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等地的各级法院,与审判一线的法官密切接触,倾听他们的建议,吸收他们的意见,把证据法的理论和实务完美对接。

 

我相信,中国的法学研究必须从传统的规范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中走出来,以关注中国问题为基点,把学者和法官们的智慧和努力融会贯通,开拓一条贴近现实的理论研究之路。中国的司法审判也必须从法学研究中汲取学术营养,透过法条理解、领会法学的魅力和法律的真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无论是学者还是法官,在当初进入法学院学习时,就耳濡目染正义、公平、公正等大词,但成熟和世故让我们的理想渐渐褪色,现实总是让我们觉得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午夜梦回,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初的梦想呢?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不平之事,法律人不去维护,谁又能阻止堕落呢?学术研究是我们作为法学教师的主战场,而法庭是在座的各位作为法官的主战场。在课堂上,我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老师,而在司法实务上,我也希望你们能成为我的老师。法治的目标,需要我们一起携手努力。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证据科学研究中心,它把传统的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结合起来,做到了文理交叉、理论实务并重。在接下去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会一起见证国内首届面向法院系统的法庭科学方向法律硕士在这里孕育、诞生、成长,成为中国司法界新鲜的血液。我相信,你们今天以法大为荣,未来法大会以你们为荣!

 

最后,祝愿你们在政法大学学习顺利,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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