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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的博客

 
 
 

日志

 
 

从唐慧案看人性化的劳教  

2012-08-11 01:1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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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 2012810

 

湖南永州强迫卖淫案受害人母亲唐慧被劳动教养事件,最近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我也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的劳教制度提出了批评,并呼吁考虑改革这早已不合适宜的违宪法规。需要声明的是,我对于唐慧母女的遭遇一直抱着深深的同情,对于该案中涉及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前几天凯迪网上传播的一篇文章不仅对我写的《从唐慧案说开去》断章取义,而且恶意杜撰标题,栽赃本人,误导网民,这并不是理性讨论应有的做法。我希望网友们能冷静地对待不同的意见,而不要用人身攻击的手法对待分歧。今天上午,从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得知,唐慧劳动教养决议通过复议后被撤销,鉴于其特殊情况,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措施,改为教育训诫。在此,我们应该给这种既坚持依法行政又探寻柔性执法的尝试,给予一些肯定。听过很多鱼死网破的故事后,这样做无疑有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我看过唐慧写的好几份《祈求书》,时间分别有2012327514521等,内容全文是:“湖南省永州市11岁幼女被强迫卖淫一案、受害人(媒体对外称乐乐)的母亲,祈求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并督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从重尽快判决强奸、组织、强迫幼女卖淫一案的罪犯秦星、陈刚、周军辉等7被告死刑。祈求人:唐慧(唐娟)”。这份祈求书,代表了一个受害者母亲的悲愤,令人同情。从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上看,七名被告两名被判死刑,四名被判无期徒刑,一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唐慧要求也判其他五名被告死刑,并坚持为此上访。而被告一方则认为量刑过重,家属也在上访。那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强迫卖淫罪,通常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强奸后迫使卖淫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个案件基本上已经顶格判,罚当其罪。我国现在死刑的适用标准的较为严格的,最高院的刑事政策是限制死刑,公知们也呼吁要废除死刑,所以判决死刑还是很慎重的。而且死刑只适用于主犯,从犯是要比照主犯从轻减轻的,于是,在现实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唐慧的诉求很难在法律上获得支持。

 

当然,除了这个要求,唐慧还要求处理涉嫌伪造立功材料的相关责任人,对被害人作出更多的赔偿,这些要求可以通过举报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去解决,在解决不了时可以咨询律师获得法律帮助,通常正当的渠道维权。本人在这些年为民维权的案子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而且有一些还是义务的法律援助。但小学文化程度唐慧,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讨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她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冲撞。2010226,唐慧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8日;201038,唐慧再次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5日。接着,在20113月至今年7月,唐慧先后7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大门口、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南门口和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大吵大闹、堵门拦车”,“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连续滞留15天,致使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法正常办公”、“趴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处,影响车辆正常通行”,这些行为被永州公安认为是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严重的就属于犯罪,归属于刑法;而唐慧的扰乱社会秩序,是涉及到比较轻微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行为所实施的法律制裁。说得直白一点,公民的违法犯罪都受法律规制,如果是犯罪行为,就是走刑事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刑,如果是违法行为,不够犯罪,则可以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有财产罚、申诫罚、自由罚,治安拘留和(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属于最严重的自由罚,是人身罚。治安拘留一般是515天,最长不超过20天,但劳动教养可以是13年,甚至还可以延长一年,所以后者比前者严重。而且,根据《劳动教养实施条例》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受到两次治安拘留后,三年内又有应予治安拘留的新的违法行为的”,应当劳动教养。所以,按照现行的规定,针对唐慧这种情况,进行治安拘留已经不可能,只有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对违法或有轻微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且又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所实施的一种处罚改造措施。但问题在于,治安拘留依据的是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依据的只是一个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而且跟《立法法》相冲突,所以一直以来广受批评。

 

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至今算下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即使从1982年算起,也有三十年了。劳教制度以行政性决定剥夺人身自由而又很难获得司法救济,所以改革该制度早已成法学界共识。但对衔接刑罚和治安处罚法之间的违法矫治手段,立法部门要考虑相应的替代措施,所以暂时沿用劳教。因此才就有了唐慧被劳教的决定。其实,对违法行为者的劳动教养,不是我国的独创,反而是很多国家做法,只是在具体的模式上有差别。例如,美国也有劳教制度,虽然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但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社区矫治模式。昨天我看到沈群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在美国的劳教生活》。他因为在公共场所打人,面临刑事指控。在美国,公共场所打人的后果很严重,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但是,美国的劳动改造非常人性化,采取的是社区服务。轻度犯法的人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赔钱,定罪,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内容就是特定时间内在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路。这种社区服务,允许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比如一年内完成这100个小时的劳动,这就使得被改造者能够比较从容地安排时间,而基本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八小时,时间比较自由;劳改的人也不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这种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从2005年开始,《违法行为矫治法》就已经提上我国的立法议程,2007年时记得有69名学者联名上书人大。修改现行劳教制度,推行违法行为矫治,将之纳入法治轨道应是大势所趋,这需要我们合力推动。

 

再回到唐慧案件,我认为唐慧的遭遇值得同情,但表达诉求的方式值得商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违法,受害人的家属也没有豁免法律责任的权利。以扰乱社会秩序的方式冲击国家机关,冲撞法律并不值得鼓励。试想,如果本案的被告人认为量刑过重,也以同样的方式上访,媒体是否也能报以谅解?而以媒体的力量去改变个案,终归有舆论干预司法的嫌疑。永州市公安机关作出劳教决定,是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劳动教养实施条例》,适用的前提是有违法事实存在。后来经过复议,考虑到违法者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尚有年幼的女儿需要照顾,所以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撤销了劳动教养的决定,改用训诫、教育。我看到一些媒体对官方的这种纠正给予了掌声,但我仍有一丝担忧。如果唐慧依然坚持“七个被告都判死刑”的诉求,并且采用过激的方式,还会面临是否劳教的困局。针对唐慧们的行为,现存的劳动教养制度成了很难绕开的结。媒体在欢呼民意胜利时,不妨多一些冷静,少一些盲目。唐慧目前最需要的,可能是法律援助律师给她提供专业指导,社会工作人员给她提供心理抚慰,即使维权,也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去进行。我们都希望,唐慧能获得公道、正义和应有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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