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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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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洋案备忘录  

2012-04-27 17:25: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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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洋案是我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中最折磨人的一个。历时五年,一个无辜的少年,本应依据证据判无罪。但因为司法不公,最终法院在第八次开庭后,判了“免于刑事处罚”,不予关押。


    下面是2010年5月我写的一篇博客,以及当时的辩护词。而张家仍在申诉中。

            申诉状全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7cd330100vvjr.html
很多关注张远洋案的朋友,看了案情简介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非常简单的案子么?故意伤害,还是轻伤下限,即使定罪,被告人也大不了判个半年,还有可能是缓刑! 


说实话,我最初接触到张远洋案时,也是这样的感觉。在我所有代理过的刑事案件中,有涉嫌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的间谍案,有抢劫杀人的恶性重罪案件,这种案件可以说是最轻的。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案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400天;从公安机关立案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86天;从法院审理到现在,也走过了210天。开庭六次,远超审限,仍未作出一审判决。我们知道,文强案涉及受贿罪、包庇黑社会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多起指控,从起诉到一审判决只花了86天时间。一个轻伤下限的案子,花数倍于文强案的时间,居然还没有结果?!可见,事情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时间还得回溯到2006年7月24日,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夏日早晨。张远洋当时17岁,是北京某重点高中精英班高二的学生,个子瘦长,不善言辞。他的老家在沈阳,上初中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张远洋的父亲张金昌和母亲王艳辉是大学同学,当时都在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授,后来张父入籍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的张远洋,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一件小事被拖入一场诉讼的深渊。 


那天上午8点半多,张远洋随自己的母亲王艳辉、姥姥徐英从老家回来,在北京站下车,一起走到马路对面的出租车停靠点打车。据当时在场的出租车司机描述,当他们三人打开一辆出租车车门时,陈新华、杜燕平夫妇和邻居张桂荣正试图骑车从两辆出租车中间穿过,认为车门挡道而对张远洋的母亲和姥姥大肆辱骂,说“外地鸭”怎么到北京来,说他们是“三陪”。张远洋与其理论,没想到招致杜燕平更凶狠的谩骂,并把自行车横在出租车面前不让他们走。忍无可忍的张远洋推倒了杜燕平的自行车,然后上了出租车,坐在后排靠左的位置。随后,陈新华从出租车里拖出了张远洋,由杜燕平和张桂荣一人抓住张远洋的一只胳膊,对他进行了毒打。张远洋的姥姥试图上前劝阻,也被陈新华打倒在地,昏厥过去。 


在场目击的王艳辉惊呆了,随即打了110报警,双方都被请到了北京站前派出所。据张远洋家属事后回忆说,当时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杜燕平一进派出所,该所一位姓杨的副所长就问:“嫂子,你怎么来了?”被害人徐英的家属要求警方对北京站出租车停靠点的监控摄像进行证据保全,派出所一直拒绝答复,后来干脆说没有录像。张远洋被鉴定出身上受了三十多处轻微伤,徐英被鉴定出全身多处骨折,中衡法医鉴定所评定为十级伤残。杜燕平知道徐英受伤后也去了同仁医院拍片。杨副所长带着杜燕平的片子去找东城分局的法医,证人娄女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在门外听到了法医说:“这上头没伤啊”。杨副所长说:“大哥,您给弄上一个呗”。这些细节,让张家人心里隐约感到不安。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或许是有道理的。陈新华故意伤害案在东城分局一拖就是两年,期间,徐英拖着残疾的身体,一直在上访。因父母忙于教学,进入高三的张远洋每天回家负责伺候姥姥徐英的饮食起居,弱小的肩膀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受此事的影响,张远洋高考成绩不甚理想,只被首都经贸大学录取。在父母的决定下,张远洋在2007年8月出国留学。执着的徐英老太太心有不甘,觉得办案人员徇私,坐着轮椅到公安部去告了杨副所长,听说公安部最后对其进行了处分(未经证实,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公安部不会对具体的个案中的办案人员进行这样的处分)。案件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终于有了眉目:8月6日东城检察院对陈新华故意伤害案提起了公诉。法院在2008年10月15日和11月29日开了两次庭后,到2009年6月12日,东城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新华有期徒刑10个月,赔偿医药费6万多元(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至今未执行)。陈新华提出上诉,二中院维持了原判。至此,张家人感到,一起拖延三年时间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了。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得知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孙子叫张远洋。徐英老人不知从何处得知我从事过法律援助,辗转找到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过多次电话咨询该案。我在电话中了解了案件的经过,耐心地劝老人等候判决。过了一年多后的2009年8月下旬,我突然接到徐英老人的电话,说她孙子张远洋在回国时被海关扣留了,说是网上通缉犯。听她述说了事情的经过,我觉得事情有点奇怪:一个三年多前的故意伤害(轻伤下限)案子,用得着大动干戈地网上通缉吗?而且一审二审判决书的墨痕未干,公安机关不会置基本的事实不顾吧?2009年9月1日,我见到了张远洋的母亲王艳辉,看到了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两份裁判文书,注意到在一审时被告人陈新华辩护人的确提出过杜燕平被张远洋推倒一事,但公诉人明确反驳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上诉时被告人的辩护人又提出了这个理由,二审法院同样否决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证据,这个案件是不成立的,连立案都根本立不上,更不用说公诉、审判了。 


张远洋母亲王艳辉是现场的目击证人,我详细询问了她事情的经过,我又询问了张远洋的姥姥徐英,以及被取保候审的张远洋本人。他们对事情的述说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本案的“受害人”之一的张远洋,对于如何在三年之后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我认真地分析了张家复印的陈新华故意伤害案中的所有证据,包括两次开庭笔录,判断这个案子或许到不了法院。我从事证据法研究多年,也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刑辩,深知实践中无罪辩护之艰难。做兼职律师,我的初衷既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而纯粹是为了实践。我同情张家的遭遇,坚决不收个人的律师费,愿为其无偿代理此案。而此后的事情经过,我在 《也论对抗与合作》(http://laws.fyfz.cn/art/623088.htm) 《昨夜,北京有雨……》以及 《答学生问》(http://laws.fyfz.cn/art/622284.htm)三篇文章中都有叙述。 


张远洋案庭审至今,已经非常明朗,被告人没有犯罪事实,公诉人也没有任何可以指控他犯罪的证据。法院的审限已经超期,但至今未能作出判决,并且最近又中止审理,无限期地搁置。张远洋案的三位家属5月8日那天的确情绪有点激动,与公诉人有争执,但法院训诫或罚款足矣,却对三名家属全部都采取了司法拘留,显然过重。今天刚刚得到的消息,三位被法院司法拘留的家属,到期了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到了公安机关,改成刑事立案。事情到这一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有关部门已经对人不对事了。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就本案的办案经过而言,我至今对一些问题存疑,借此机会求教于同仁: 1、为何三年前的一个轻伤下限案子,没有新的证据,公安机关有权发布通缉令?2、为何公安机关没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可以出具鉴定意见并且堂而皇之地作为证据移送?3、为何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可以在三个有效工作日就提起公诉,并且抽去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14份证据?4、为何法律规定公诉机关在法院审理6个半月后还可以提补充侦查(不是自侦案件),而且法院必须同意?5、为何本案开庭6次,数次延审,已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最长6个半月的时间,法院仍然可以不作判决?6、为何在进行重新鉴定的过程中被害人拒绝、逃避重新鉴定,法院仍表示可以采纳原鉴定结论?7、为何庭长岳慧青并非合议庭成员,却可以违反最高院“五条禁令”,插手他人案件?8、为何庭长要有权找辩护人所在的大学和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向两名辩护人不恰当地施加压力?9、为何主管副院长可以不顾最高院“五条禁令”,插手他人案件,在案件尚未开庭完就明确表示判决已经写好?10、为何审判长有权找被告人家属谈话,并说出希望被告人张远洋“忍辱负重”,即使没打“也承认打了”的话?11、为何法庭有权扣留被告人、家属及其辩护律师长达九个小时而不给任何说法?12、为何未经院长批准可以对三位家属宣布司法拘留,并连夜送往东城看守所(而非拘留所)关押?13、为何在三位被拘家属当天即提出复议申请,法院可以不按规定期限内上报?13、为何法院可以不给我出具任何手续就扣留我9个小时,而且派16位法警看守,不准我离开也不准我吃饭?14、在扣留期间,岳惠青庭长找张远洋谈话,我请求在场,岳慧青庭长大声呵斥:“法警,把律师驱逐出去!”她有权这么做吗?15、法院为何可以不通知律师到庭,就以“张远洋故意伤害案”谈话为由,通知被告人到庭讯问?16、为何少年庭其他法官并非合议庭成员,也违反最高院“五条禁令”,插手他人案件?17、为何岳慧青庭长在谈话期间多次叫张远洋为“犯罪嫌疑人”,当被告人张远洋询问其谈话手续及法律依据,岳庭长回答“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这些,你现在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有接受我讯问的权利!”18、为何司法拘留时间已期满两天,三位被司法拘留的家属仍未释放,不知去向,当作作出司法拘留的法官可以对此拒绝答复?以上几点情况,均有录音、录像或者书面材料作为证据,我也曾经向有关部门提过口头的、书面的质疑,均未得到正面答复。随着案情的进展,疑点越来越多…… 

很多人可能会怀疑,两个骑车的北京本地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能量?最初,我们也以为没有这么多阻力,后来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纠纷,而是牵涉到办案人员的家属和朋友,是一起人情案。当被告人被错误地拘留,如果要撤案,公安机关自己承认错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到审判阶段,我们又揭出司法鉴定不合法,因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没有资质。这就意味着,该法院这几年所判决的刑事案件,可能都存在因鉴定不合法而翻案,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时候,张远洋案就不再是一个无辜少年的命运了,而是整个司法系统的荣辱!是纠正错误,还是为了面子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很遗憾,他们选择了后一条路。

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这些天都提醒我,要我注意安全,没必要为了当事人把自己“搭”进去。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以及一直在支持我的同事们。我教过的那些研究生们听说此事后,一直通过邮件、电话在鼓励我,并给我提供各种信息;我政法大学的同事在见面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断给我打气,并提示我如何保护自己。当然,在我的博客上,既能看到朋友的支持,也能看到个别马甲的无理谩骂。对于这些,我很淡然。诸位只要看看我的辩护词,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证据支持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公检法在这过程中的知法犯法。从本科、研究生、博士、到博士后,对于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的研究是我这十几年来的兴趣所在,但细心的朋友或许发现,我在2001年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和2006年时发表的学术论文,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从纯粹的书斋研究转向田野研究,从经验性事实出发去研究中国的问题。“在现场”,才能感受到中国刑事诉讼的核心,进入实践本身是我学术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的,世事险恶,做刑辩律师很危险,搞不好就会被吊销执照甚至身陷铁窗,但如果人人都选择明哲保身,我们的司法如何能推动?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台湾拜访过一些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为推动司法改革的献身精神,但我在大陆的同行身上,真的很难看到。很多学习法律的人忘记了身为法律人最本质的东西。为如果法律人连说出事实的勇气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学法律?十五年前我选择法律作为我大学专业的时候,身为农民的父亲说过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你学习法律,将来有出息了,一定不要忘记咱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最苦。”如今父亲不在了,我希望他在天上能看到儿子做的一切,无愧于心。 
  

如果不是以身试法,我不会感受到刑事司法的沉疴痼疾已经这么严重,腐烂的气息已经让身在其中的那些人早已不闻其臭。赵作海案不是第一件“死人复活”的冤案,也不会是最后一件,只要目前的刑事诉讼“潜规则”不变。诸位看看身边,还有多少优秀的律师在做刑事辩护?又有多少明明无罪的案件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无罪判决?!当有人揭开刑事司法的伤疤,把违法暴露在阳光之下,已经不是哪个司法人员的利益纠葛,而是整个权力系统以绞肉机一样的力量使人就范。作为一位依然保持良知的法律人,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张远洋案一审辩护词

2010年05月10日08:27 东方法眼418人次浏览 评论0字号:T|T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远洋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庭前的阅卷和查阅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我了解到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证据,认为本案完全是一起既没有犯罪事实,也无证据支持公诉机关指控内容的案件。为维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本着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的原则,特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法院生效裁判已经否认本案指控的事实

  本案发生于2006年7月24日,起因是本案“受害人”杜燕平的配偶陈新华与本案被告人及其外祖母徐英之间故意伤害一案。根据(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和(2009)二中刑终字第1738号裁定书的认定,2006年7月24日9时许,在本市东城区北京站前街西北角汽车停靠站,陈新华与其妻杜燕平与在此乘车的徐英、张远洋等人产生纠纷,陈新华与张远洋扭打撕扯,并将前来劝阻的徐英打成轻伤,被法医评定为十级伤残,致张远洋轻微伤,东城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新华十个月有期徒刑,赔偿徐英医疗费等共计60639.99元。

  在陈新华故意伤害案一审的开庭(2008年10月15日)中,陈新华及其辩护人曾经多次提出张远洋把杜燕平打成轻伤,公诉人通过证据明确指出“张远洋把杜燕平打成轻伤没有法律依据”(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21页,见辩方证据4)。东城法院的一审判决支持了公诉人的说法。陈新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并提出其妻“杜燕平也被张远洋打成轻伤,应予以处理”,北京市二中院于2009年8月27日驳回其上诉,维持了原判。也就是说,陈新华在其故意伤害案的一审和二审中曾经提出的张远洋伤害杜燕平之主张,已经被生效裁判全部否认。我们认为,东城区检察院京东检刑诉[2009]0229号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该院京东刑诉[2008]0373号起诉书矛盾,与2008年10月15日公诉人的当庭陈述也完全矛盾,不应支持。东城法院曾经作出的一审判决,以及北京二中院作出的终审裁定,既然已经否认本案指控的事实,其公信力应当受到尊重和维护。

  二、本案被害人陈述失实,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远洋故意伤害的最主要证据,是被害人杜燕平的陈述。但辩护人认为,恰恰是其陈述,暴露了本案完全是一起蓄意诬告、携私报复的假案。

  在2006年7月24日杜燕平向北京站前派出所作的第一次笔录中,讯问人员问杜燕平:“你的伤势如何?”杜燕平回答说:“腰背部挫伤,L3压缩骨折(?)”讯问人员又问:“你爱人和那男青年打架的过程你看见没有?”杜燕平回答:“当时我吓得害怕,没有看清楚”。杜燕平描述张远洋“用手抓住我的衣服,一推,将我推倒在地”(见侦查卷第21页)。但是在2007年7月19日的笔录中,杜燕平不但详细描述了她一年前“没有看清楚”的打架过程,而且说张远洋是“用双手推我的前胸,使我往后倒一屁股蹲坐在地上”(见侦查卷第24页)。说法已经与之前的陈述大相径庭。

  更为离奇的是,杜燕平2007年8月7日的笔录,与2009年9月24日的笔录,除了最后一页有一段不同之外,其他部分从问题到回答居然一字不差地雷同。不同的部分是2009年9月24日新增加的这段文字:“这件事过去三年了,我们一直没想追究对方。陈新华和那小伙子互相打了,该怎么赔偿,互相赔偿。现在陈新华被判刑了,我们要求公检法严惩把我推倒致伤的那个小伙子张远洋,追究张远洋的刑事责任,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见侦查卷第12页)而这段内容恰恰表露了杜燕平的报案动机是因为其丈夫被判刑,如果其丈夫没有被判刑,就不会有所谓的张远洋故意伤害案。如果杜燕平真的被张远洋打成轻伤,有可能三年都不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吗?而且,在两次笔录事隔两年之久,讯问人员以及陈述人杜燕平如何能做到问话和回答与前一次雷同?辩护人认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讯问人员蓄意造假,炮制虚假笔录;二是讯问人员和杜燕平都有超凡的记忆力,能够把两年前的问答背诵得一字不差。但无论哪种情况,辩护人都认为这样的笔录是不能作为证据采纳的!

  其实,杜燕平的丈夫陈新华已经在东城检察院诉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审判中,明确承认“我妻子腰扭伤”(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4页以及2009二中刑终字第1738号裁定书第2页),法院也作了认定,可以证明杜燕平的陈述是完全虚假的。陈新华在2006年7月24日的笔录中也承认是自己先动手拽张远洋,张远洋才咬了他(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4页以及2009二中刑终字第1738号裁定书第2页),法院同样作了认定。张远洋既然是在被挨打的情况下出于防卫而咬伤陈新华,就不存在故意伤害的目的。从上述证据看,被害人陈述本身就能证明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

  三、证人张桂荣的证言失实,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远洋故意伤害的另一项证据,是证人张桂荣的证言。我们认为,张桂荣作为“被害人”杜燕平的邻居和朋友,并且涉及本案纠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存在明显偏袒和虚假,不可采信。

  在2006年7月24日张桂荣向北京站前派出所作的第一次笔录中,张桂荣说张远洋“一把抓住杜燕平的肩膀上的衣服一甩,把杜燕平摔倒在地”(见侦查卷第50页),这与杜燕平自己说的“用双手推我的前胸,使我往后倒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完全不同。讯问人员问张桂荣:“那男孩坐在车的什么位置?”张桂荣回答:“坐在后排的左侧”。随后她又说“那名男孩推开车门下车,就又把杜燕平推到在地”,这种说法与杜燕平说第二次她是去劝架而被张远洋推倒又完全不一致。在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庭审中,张桂荣又当庭作证说“我扶起自行车后看见杜燕平倒地,不知怎么倒的”(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7页第6行)。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当时张远洋坐在后排左侧,车门已经关上,陈新华想拽都没拽下来,怎么可能自己推开车门下来呢?北京出租车的后排左侧车门一旦关上就自动上锁,从里面是不能打开的(只有从外面才能开),张远洋在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车门!事实上是陈新华从车外拽着张远洋把他拽下来(见侦查卷第87页,李小年证言)。可见,张桂荣的陈述完全是谎言。

  辩护人仔细对照了张桂荣2007年8月7日所作的笔录和2009年9月24日所作的笔录,发现除了一句话有差别外(该句话为2009年笔录中新加的“把陈新华判刑了太不公平了,我们要求严惩伤害杜燕平的凶手”,也表露出其作证的明显倾向),其他部分完全雷同!难道事隔两年之久,张桂荣的记忆力如此惊人,居然能把案情叙述得99.9%雷同?!而且,张桂荣在2007年7月19日的笔录中就杜燕平如何倒地一事表示“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推倒了”(见侦查卷第57页),第一次是“四脚朝天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位置我记不清楚了”(见侦查卷第59页),第二次“我没看清楚”(见侦查卷第59页),但在两年之后2009年9月24日的笔录却又重新记起了倒地的细节,显然违背常理!张桂荣虽然在陈新华故意伤害案中作为证人作证,但实际上她也参与了故意伤害的行为,是她找来陈新华又从后面抱住张远洋,与杜燕平、陈新华三人共同伤害导致了张远洋的遍体鳞伤,这在侦查卷中都有记录(见侦查卷第75页刘伟涛证言,侦查卷第94页李小年的证言)。我们认为,张桂荣作为伤害行为的参与者,而且证言存在明显的虚假,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四、鉴定结论存在明显问题,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公诉机关作为指控依据的鉴定结论,我们同样认为存在明显瑕疵。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第三条的规定,“鉴定损伤程度,应该以外界因素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害及后果为依据,包括损伤当时的伤情、损伤后引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等,全面分析,综合评定”。该标准强调的鉴定依据,主要是损伤当时的伤情。本案事发当天是2006年7月24日,“被害人”杜燕平陈述其被张远洋推倒致腰椎骨折。但事发之后,杜燕平是自己骑车去同仁医院作的检查,对于一个腰椎骨折的人而言,骑车去医院就诊是不可想象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急诊平片报告书(见侦查卷第31页)中记载,影像所见“胸腰段脊柱排列整齐,生理曲度自然。诸椎体骨质连续,未见明显骨折征象。”7月24日的病历记载,“腰背部摔伤。PE:神清、语利,查体合作,腰背部广泛压痛(+),以右侧为著,右肾区叩痛(±)。L3压缩骨折?”这是损伤当时做的检查,结果为“未见明显骨折征象”,但疑似右侧L3压缩骨折。但是杜燕平在当天却没有做CT。而我们有证据显示,急诊当时是可以做CT并得到结果的(见辩方证据12)。时隔两天之后,2006年7月26日的CT诊断报告书中,却突然变成了“L3左侧横突骨折”。而东城分局鉴定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事发两天后的CT诊断报告。这显然违反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第三条的规定。

  第二,从压缩骨折和横突骨折的致伤机制而言,本案的鉴定结论与事实不符。杜燕平在侦查卷中主述自己是被张远洋推了一下之后坐了一个屁股蹲,然后造成横突骨折。我们查阅了一些权威的骨科学文献,根据我国著名骨科专家赵定麟教授主编的《骨与关节损伤》(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辩方证据10)一书记载,腰椎椎体“楔形压缩性骨折”为临床上最为多见的腰椎骨折类型,“多由高处落下臀部或足跟部着地所致,此外骨质疏松者轻度外伤亦可引起,以更年期女性为多发,大多发生于平地跌倒之后,其部位常在第一腰椎以下,可能与负载强度大有关。破伤风或其他原因引起躯干肌群痉挛收缩者,亦可引起”。临床表现为伤处局部的疼痛、压痛、棘突隆起及传导叩痛等。专家认为,“更年期妇女及老龄患者,轻轻地下一坐即可引起此种类型的腰椎骨折。”(第542-543页)而有腰椎压缩骨折者,腰部活动是受限的。根据杜燕平在2006年7月24日病历记载的临床特征,应当属于无骨折或有轻度的压缩骨折,而不是横突骨折。

  为了确定杜燕平主述的情况能否造成横突骨折,东城法院于2009年11月20日向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秦启生主任医师咨询,专家的意见是“横突骨折是局部受到钝性暴力直接作用所致,如“踢、打”,“依你提供的这两种情况,被推倒或被自行车带倒,都不可能造成横突骨折”。12月1日东城法院向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法医陈振海取证时,陈振海也说横突骨折是“直接外力或间接外力”造成的,“踢、打、磕、碰等,常见的是直接外力造成,摔倒的时候有突出的硬物磕在横突上造成横突骨折,另一个原因是肌肉突然牵拉收缩造成”。杜燕平的主述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踢、打、磕、碰,也没有提到摔倒时地上有突出硬物,而是说自己坐一个“屁股蹲”,这并不在横突骨折的致伤原因中。因此,陈振海法医作为本案鉴定结论的作出者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杜燕平所说的情形不会造成横突骨折,也否定了该鉴定结论的主述事实的存在。12月10日东城法院向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胡志强主任医师咨询时,问及横突骨折的致伤方式,专家的答复是“一般横突骨折都是由直接外力造成,间接的暴力比如屁股蹲或高坠可以造成压缩骨折,一般间接暴力不会造成横突骨折”,并明确指出“如果是臀部着地,而不是横突着地,一般不会造成横突骨折。”

  根据《骨与关节损伤》一书记载,腰椎横突骨折“多因腰部突然侧屈致伤,自楼上滚下或跌下时常见。主要表现为腰椎患侧局部压痛及向健侧弯腰活动受限。”(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545页,辩方证据10)显然,按照“被害人”杜燕平的陈述,张远洋将其推倒坐一屁股蹲,是不可能造成横突骨折的,而最多只会造成压缩骨折。更为明显的是,杜燕平在同仁医院检查时临床表现为“压痛……以右侧为著,右肾区叩痛”,患侧应为右侧,但诊断结果却是“左侧横突骨折”。按照教科书记载,横突骨折应当是“患侧局部压痛”,而不可能是健侧压痛!

  第三,鉴定结论的依据——同仁医院的病历本身存在问题。该鉴定结论主要依据“北京同仁医院病历材料”作出,因此,如果病历存在问题,其鉴定结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不幸的是,北京同仁医院的病历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侦查卷的证据显示,杜燕平在7月24日就诊时并没有做CT,而且此后的病历也没有任何要求做CT的医嘱(侦查卷第29-34页)。根据医院的规定,没有医嘱,是不能做CT的,但杜燕平却在7月26日做了CT,病历中的医嘱和拍片无法对应。我们有理由怀疑该CT片并非杜燕平本人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同仁医院做了一个试验,由甲以自己身份证挂号拍CT,实际上却由乙代替甲做CT扫描,依然能顺利获得结果(辩方证据13)。其次,鉴定结论中对病历的摘抄并无完整,明显有断章取义之处,如:没有记录7月24日诊断的是“压缩骨折?”,没有区分7月24日和7月27日的病历。甚至7月27日的《诊断证明书》还特别注明仅“供报销用”,但事后却成了东城分局鉴定结论的主要依据!再次,同仁医院的门诊收费收据显示,杜燕平在2006年7月24日、25日和26日分别作了一次X线放射,26日还作了一次CT(25日缴费),都有相应的收据为证(24日放射费164.70元、25日CT费460元、放射费84.70元,26日放射费34.70元),杜燕平至少应有3张X光片和一张CT片(实际出4张片),也就是7张片,但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中皆未见到。失去了最为重要的鉴定依据,该鉴定结论的证明能力就存在问题。我们请求法院调取杜燕平在同仁医院就诊时的7张片的原始资料,以证明其鉴定依据的虚假。

  第四,被鉴定人逃避重新鉴定,佐证了其诊断证明存在的问题。基于鉴定结论存在的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被告人对杜燕平的伤情鉴定提出强烈质疑,要求对其重新鉴定,以证明:(1)2006年7月24日事发当时是否造成了横突骨折,通过重新拍片可以发现陈旧性骨折或者伤愈后的骨痂等影像证据;(2)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杜燕平CT片是否是其本人的,通过重新拍片可以进行同一认定。东城法院同意了重新鉴定的申请,并于2009年11月10日决定重新鉴定,以查明案件事实,对此,被告人及其家属非常赞成并积极配合。但“被害人”杜燕平却百般推托,不愿参加重新鉴定,在重新鉴定的决定作出多日后才在法官的再三动员下到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人李万甫主任医师明确指出,原CT片存在问题,要查清“被害人”当年有没有横突骨折以及其提供的CT片是否本人,必须重新进行拍片。在法官的陪同下,杜燕平到了指定的复兴医院,被告人及其家属替其缴纳了重新做CT的所有费用,但杜燕平却不顾法院及鉴定中心专家的决定,执意不做重新拍片,导致重新鉴定无法进行。此项事实,有2009年11月24日复兴医院的急诊病历、门诊收费单据(见辩方证据11)以及法院当天的笔录为证。杜燕平在法院已经决定重新鉴定的情况下逃避鉴定(医师在病历上记载“患者不作X检查CT检查”),足见原鉴定结论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指控的依据。

  关于横突骨折在三年后重新拍片,能否检查出陈旧性骨折和骨伤愈合的问题,东城法院于2009年12月10日向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胡志强主任医师咨询,专家的答复是“前有骨折发生就会拍出来,还是应该让患者本人来拍一个片子。即使是过了三年,也能拍出骨折愈合的过程。”事实上,为了验证横突骨折三年后重新拍片的效果,徐英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同仁医院做了一次CT(见辩方证据14),结果可见骨折愈合后的骨痂(Schmorl’s)。杜燕平逃避重新鉴定完全没有理由。

  五、中立第三人的证言可以证明本案被告人无辜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但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为了查清真相,我们还是试图证明并且能够证明本案被告人张远洋是无辜的。

  本案涉及陈新华、杜燕平、张桂荣、张远洋、徐英、王艳辉等多人的陈述,但由于陈述人与案件结果可能存在的利害关系,法院或许无法完全确定上述证人陈述的可靠性。所幸的是,本案存在两个中立的证人,即始终目睹事情经过的司机刘伟涛和李小年的证言。

  证人刘伟涛在2006年7月24日事发当天的证言显示:“男青年把两辆自行车拽倒了,推车的妇女是否倒地我没看见。”“他俩(陈新华和张远洋)撕打在一起,我们上前劝架,推车的俩妇女抱着男青年,那男的(陈新华)用拳打男青年”(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7页)。另一位司机李小年也只看到中年男子(陈新华)和两名妇女(杜燕平和张桂荣)拽着年轻男子(张远洋)的胳膊打,没有看到张远洋打杜燕平(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8页)。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证人刘伟涛、李小年在现场目击案发过程,且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侦查机关在案发当日依法取得二人的证言,能够客观地反映案件情况,……本院予以确认。”(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9页)

  证人刘伟涛在事发之后不久的2006年8月6日,自书了一份详细的“事情经过”,陈述案发当时的情况,包括杜燕平如何无理取闹、陈新华如何大打出手,并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张远洋确实推倒了杜燕平的自行车,但未伤及杜燕平,而是自己受到了伤害(辩方证据3)。东城法院于2009年11月27日找刘伟涛谈话,刘伟涛也说没有看见张远洋伤害杜燕平,并在12月6日自书证明,表明自己的陈述以案发当天(2006年7月24日)和给车上的乘客所写的(指给王艳辉写的2006年8月6日的证言)为准。证人刘伟涛也愿意出庭作证证明张远洋确实是无辜的。

  辩护人查阅了证人刘伟涛和李小年所作的几次笔录,每次陈述情况一致,陈述稳定,都没有提到张远洋打过杜燕平或推倒杜燕平之事,反而提到杜燕平从后面抱住张远洋让陈新华打的事实。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的两名证人陈述能互相印证,且与张远洋、徐英、王艳辉等人的陈述一致无矛盾,足以表明其可靠性,可以作为证据采纳。

  此外,在2006年7月24日当天,在场目睹整个事发经过的北京站京华停车场管理员王文若,也作了与上述两名证人证言能够互相印证的证词。他清楚地看到了张远洋推倒杜燕平的自行车,但既没有看到杜燕平倒地,也没有看到张远洋打杜燕平,更没有看到杜燕平受伤(见公诉主要证据复印件第97页)。因此,从上述完全中立的证言看,公诉人指控张远洋故意伤害杜燕平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六、本案被告人陈述始终一致,系无犯罪事实

  本案被告人张远洋,其实是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见辩方证据3),事发当时为17岁,系北京某重点高中精英班的学生。张远洋的父亲,是新加坡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金昌,母亲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艳辉,从小家教甚严的张远洋素来老实本分,从未与人发生打架斗殴之事。其班主任在《毕业鉴定》中评价张远洋“关心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学习优良”(见北京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第4页,辩方证据15)。

  2006年7月24日,他与他的母亲以及外祖母徐英在北京站前的出租车停靠点打车(辩方证据16),遇到陈新华、杜燕平等社会无业人员的无理寻衅,实在忍无可忍,推倒了故意挡路的自行车,对于这一点,被告人张远洋一直予以承认。在与陈新华发生争执的过程中,张远洋为保护自己的母亲和外祖母,被打成遍体鳞伤,其中左颈部有长5.1cm皮肤划伤,颈后有长16.5cm皮肤划伤,胸部有21处皮肤划伤,左上臂有6处皮肤划伤,右上臂也有多处皮肤划伤(见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第0978号,侦查卷第17页),自己也是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的被害者。陈新华被提起公诉后,张远洋始终是作为证人作证,对于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而言,身心皆受到严重的创伤。由于该案件的影响,2007年6月,他在高考中成绩不甚理想,遂出国留学,直到2009年8月下旬方回国探亲。

  没想到事隔三年之后,北京市东城分局在2009年8月6日立案,8月19日居然将无辜的张远洋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并于8月25日将回国的张远洋刑事拘留。在张远洋到案过程中,他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等行为,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实在是太突然了。纵观张远洋在2006年案发时所作的证人笔录以及2009年作为犯罪嫌疑人所作的笔录,始终如一,承认当时推倒了杜燕平的自行车,但没有推倒、打伤杜燕平。东城分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记载,张远洋是“将杜燕平所推自行车推倒并将杜燕平连带摔倒在地”(侦查卷第1页),如果是因自行车倒地而“连带”致使杜燕平倒地,就不存在故意伤害一说,把张远洋列为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错误的,把毫不知情的张远洋作为网上在逃人员更是荒唐。

  那么,张远洋把杜燕平的自行车推倒是否会连带造成杜燕平倒地呢?不会。因为杜燕平在2008年10月15日东城法院的第一次庭审中亲口对法庭说,她“把车停在那里”,怕张远洋打张桂荣,就过去了(陈新华故意伤害案第一次开庭笔录第22页,辩方证据4),说明当时是人车分离的,张远洋推倒她的自行车不可能连带摔倒杜燕平。根据张远洋的陈述,除了他被陈新华打时杜燕平从背后抱着他之外,他没有与杜燕平有其他身体接触,也没有见杜燕平倒地。张远洋推倒自行车的行为顶多算是民事纠纷,而且是因为杜燕平拦路侮辱、谩骂的过错造成的。

  七、本案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被告人无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按照刑法上的犯罪构成理论,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本罪的客体要件是他人的身体权,客观要件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但是,本案控方的指控并没有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上符合上述犯罪构成要件。

  首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被告人不但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而且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非法进行的。而根据本案的证据,被告人张远洋并没有损害杜燕平身体的行为,公诉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远洋殴打或者伤害杜燕平。退一步讲,即使杜燕平有伤,只要其损害后果与张远洋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得到证明,我们就不能把杜燕平受到的损害归因于与张远洋而非其他因素。而且,根据证人刘伟涛、李小年等人的陈述,当时杜燕平和张桂荣分别从身后抱着张远洋的胳膊,而陈新华在前面殴打张远洋。张远洋处于三个人的围殴之中,无论是前胸、后背还是左右手臂,都有大量的伤痕,作为一名身单力薄的中学生(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张远洋体型瘦弱,而且本身作为文质彬彬的学生也是手无缚鸡之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即使采取一些自我防卫措施也是合法的,何况张远洋自始至终都是被伤害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在本案中,张远洋是在出租车停靠点上车,陈新华和杜燕平故意从出租车停靠点挤过去并寻衅(谩骂、侮辱被告人张远洋的母亲和外祖母),寻衅滋事,挑起事端,过错方在于杜燕平,张远洋没有故意伤害对方的动机,也没有故意伤害对方的必要,事实也证明他没有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其次,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正如公安机关在《到案经过》中所言,张远洋是“将杜燕平所推自行车推倒并将杜燕平连带摔倒在地”(侦查卷第1页),当时杜燕平与自行车是分离的(按照杜燕平自己的说法,见侦查卷第24页),张远洋如何能预见推倒自行车能连带引起杜燕平摔倒?如果杜燕平自己摔倒造成伤害,尚且谈不上承担民事责任,又何来的故意伤害之说?

  在本案中,严格来说,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有三个要件控方无法证明(前面提到杜燕平伤情鉴定的问题,能证明其损害后果存疑),如何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证据也能表明被告人张远洋是无辜的。在张远洋涉案被传唤、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被告人张远洋明明知道自己被冤枉,正常的学业被严重耽误,仍然积极配合公检法查清事实,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他仍然坚信法律是公正的,法院会还他一个公道。辩护人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与被告人素昧平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良知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在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更是通过研究证据一步步地发现被告人张远洋的无辜。我始终相信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我们能等来正义、公平和良知,更坚信我们的法官能拨云见雾、明辨是非,作出经得起检验的公正判决!

  此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丹红

  2009年12月11日

  证据目录

  编号 证据名称 证明对象和证明目的 页码

  1 (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 法院生效裁判已否认本案指控 1-12

  2 (2009)二中刑终字第1738号判决书 法院生效裁判已否认本案指控 13-22

  3 京东刑诉[2008]0373号 检察院的指控与先前起诉书矛盾 23-24

  4 东城区法院庭审笔录2008.10.15 杜燕平和张桂荣陈述矛盾、张远洋无辜 25-48

  5 东城区法院庭审笔录2008.11.29 杜燕平和张桂荣陈述矛盾、张远洋无辜 49-71

  6 证人刘伟涛2006年8月6日自书证言张远洋自始至终没有伤害杜燕平     72

  7 证人刘伟涛2009年12月6日自书证言 证人陈述以2006年7月24日和2006年8月1日的笔录和自书证言为准 73

  8 证人娄金丽自书证言 杜燕平行动自如未骨折,鉴定造假 74

  9 证人徐英的证言 张远洋未伤害杜燕平 75

  10 《骨与关节损伤》和《全彩人体解剖学图谱》一书部分章节复印件 压缩骨折和横突骨折的形成机制 76-85

  11 复兴医院出具的杜燕平的挂号、病历、检查申请单和收据 杜燕平在重新鉴定时逃避鉴定 86-89

  12 张远洋2006年7月24日病历 急诊当时可作CT 90-92

  13 同仁医院出具的王振国急诊病历、平片和CT片 以甲身份证挂号,可以由乙代替拍片 93-97

  14 同仁医院出具的徐英病历、平片和CT 横突骨折三年之后仍可拍出陈旧性骨折 98-101

  15 北京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 被告人的品格证明 102-103

  16 案发现场的方位照片 案发地点是出租车停靠点 104

  一审辩护词(补充)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于2009年10月23日在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至今,已经六个半月时间。在这漫长的六个半月里,被告人张远洋蒙着不白之冤,承担着本不该由被告人承担的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为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大量的确凿证据,推翻了公诉人提出的指控。通过几次的开庭质证,如今我们完全可以说,本案是一起既没有故意伤害事实,也无证据支持故意伤害罪名的案件。为维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本着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的原则,本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张远洋的委托,特提出以下补充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张远洋应当是本案的受害人

  本案的起因是发生在2006年7月24日的陈新华故意伤害徐英一案,(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和(2009)二中刑终字第1738号裁定书其实早已确认本案的基本事实。公诉人说本案与陈新华故意伤害徐英一案没有关系,既不符合东城区检察院在起诉陈新华一案中的陈述,也不符合东城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通过上述两份生效裁判文书和本案的质证,本案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晰:2006年7月24日9时许,在本市东城区北京站前街西北角出租车停靠站,陈新华与其妻杜燕平寻衅滋事,谩骂在此乘车的徐英、张远洋等人,产生纠纷,陈新华与张远洋扭打撕扯,陈新华将前来劝阻的徐英打成轻伤,被法医评定为十级伤残。陈新华和杜燕平、张桂荣共同殴打张远洋,张远洋遍体鳞伤,杜燕平在此过程中既未倒地,也未受伤。东城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新华提起公诉,东城区法院最终判处陈新华十个月有期徒刑,赔偿徐英医疗费等共计60639.99元。

  在陈新华故意伤害一案中,陈新华是加害人,杜燕平其实也是加害人,只是后者由于其犯罪情节轻微没有受到追诉。徐英是受害人,张远洋也是受害人,而且对于当时正出于高考前夕的张远洋而言,受到的伤害是来自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由于该案的影响,作为北京市重点高中精英班的他没有实现自己的北大、清华梦,不得不选择了出国留学。然而,在事隔三年之后,他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意外地被东城分局当作网上逃犯通缉。原本属于受害人的张远洋不可思议地变成了被告人,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导致其国外的学籍被取消,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而这些错误,是由杜燕平的诬告陷害、东城区公安分局草率立案、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错误指控造成的。我们希望东城区法院能克服干扰、秉公审理,纠正这些错误,还无辜的被告人张远洋一个清白。

  二、庭审质证已证明被害人陈述失实

  在本案2009年12月11日的第一次开庭中,辩护人已经通过分析公诉人提交的被害人杜燕平的陈述笔录、证人张桂荣的证言笔录证明:本案被害人杜燕平前后四次陈述中,对于如何被推倒、如何受伤的描述细节上存在严重出入;而且对比控方证人张桂荣的陈述,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矛盾的。因此,其笔录中的陈述内容有很大的虚假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在第一次开庭质证过程中,辩护人曾经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过当庭质证,杜燕平说自己两次倒地,两次倒地的情形是一样的,都是“屁股着地”,而且强调“周围没有其它物体”,自行车在“两三米远处”,倒地时并“没有磕到任何东西”,腰部也“没有碰到硬物”(见2009年12月11日庭审笔录)。当辩护人再次要求其明确倒地部位时,杜燕平说“当时臀部直接着地,腰部没有直接着地”。而根据东城法院调取的专家咨询意见,“横突骨折是局部受到钝性暴力直接作用所致,……被推倒或被自行车带倒,都不可能造成横突骨折”(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秦启生主任医师),“如果是臀部着地,而不是横突着地,一般不会造成横突骨折”(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胡志强主任医师)。可见,按照杜燕平当庭陈述的情形,不至于造成横突骨折。

  杜燕平在法庭上的陈述,还暴露出了很多与之前陈述以及与鉴定意见完全矛盾之处。例如,杜燕平当庭否认自己辱骂徐英等人,而实际上她曾经用“外地人”、“三陪”等侮辱性语言大肆谩骂,徐英证言、王艳辉证言、司机刘伟涛、李小年证言甚至陈新华本人的陈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杜燕平当庭陈述说当天自己是坐公交车去的同仁医院就诊,而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表明她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杜燕平当庭陈述自己胳膊、额头上是没有伤的,这与东城分局鉴定意见里的“检查所见”又大相径庭。杜燕平当庭陈述与公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的诸多矛盾,我们希望法庭明察。如果法院采纳的是杜燕平的当庭陈述,那么其之前陈述的虚假性以及鉴定意见的虚假之处皆一目了然。而且,即使采纳被害人的当庭陈述,公诉人也无法证明坐一屁股蹲必然能造成横突骨折,根本无法确立因果关系。

  三、法院调取的证人证言可以佐证本案事实

  本案第一次开庭质证时,法院已经宣读了本案两个中立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足以证明本案被告人张远洋没有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为一步查明案件事实,2010年3月1日,东城法院以调取证人李小年的证言为由,决定延期一个月审理。2010年4月5日我们在开庭时对法院提供的李小年2006年7月24日证言进行质证,公诉人认为该证言与本案无关。作为本案目击证人李小年,其证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法院也不会专门为此延长审判时限。东城法院也曾经指出,“证人刘伟涛、李小年在现场目击案发过程,且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侦查机关在案发当日依法取得二人的证言,能够客观地反映案件情况,……本院予以确认。”(2008东刑初字第385号判决书第9页)我们认为,该证言的内容恰恰能证明陈新华与杜燕平、张桂荣三人共同殴打张远洋,张远洋才是本案的受害人。在其目击过程中,李小年并没有看见张远洋推搡杜燕平,也没有见杜燕平倒地,足以证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

  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害人杜燕平的陈述自相矛盾、控方证人张桂荣的证言自相矛盾,杜燕平和张桂荣的陈述互相矛盾,因为他们本身是利害关系人,有伪造、虚构事实的可能性,属于不能采信的言词证据。而唯有证人刘伟涛和李小年是本案中立的第三人,其证言更为可靠。纵观刘伟涛和李小年所作的几次笔录,每次陈述情况一致,陈述稳定,都没有提到张远洋打过杜燕平或推倒杜燕平之事。因此,从上述完全中立的证言看,公诉人指控张远洋故意伤害杜燕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

  辩护人曾经在先前的几次开庭中,从四个方面对公诉人提交的鉴定意见提出质疑,公诉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问题。法院决定重新鉴定后,被害人又以种种借口逃避重新鉴定,而且对其拒绝鉴定的理由不提供任何证据。

  从东城法院立案开始,我们就申请调取杜燕平在同仁医院的X光片、CT片等原始材料进行质证。2010年4月8日,东城法院终于在同仁医院对调阅杜燕平X片、CT片的医院工作人员做了笔录,虽然我们未能看到原始片子,但从调查笔录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鉴定意见所依据的X光片、CT片所对应的患者是生于1952年7月24日的杜燕平,非本案中生于1953年3月22日的杜燕平,这对于早已实行就医实名制的同仁医院而言,意味着要么这是两个同名同姓的人,要么就是同仁医院对病历造假。同仁医院工作人员也承认,该院每天都有冒名顶替拍片的人。因此,我们对于该鉴定意见依据的检材之真实性的质疑,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公诉人提供的鉴定意见,是没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作出的,主体不合法,鉴定意见不能采纳。我们在审判的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了鉴定人的资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所能提供的证据只有颁发于2008年5月20日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机构资格证书,以及颁发于2006年10月15日的鉴定人资格证书。本案公诉人提出的鉴定意见,是由“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在2006年9月29日作出的。因此,鉴定机构(名称也不一样)和鉴定人当时都没有鉴定资质,根据《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和《公安机关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该机构及其鉴定人不是合法的鉴定主体,当时不能从事法医鉴定工作。《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42条明确规定,司法鉴定机构超越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和行为人不具备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鉴定主体不合法,鉴定检材、鉴定程序都存在问题的鉴定意见,法院决定重新鉴定后被鉴定人又逃避重新鉴定,这样的鉴定意见显然不能采纳。

  五、市公安局政治部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才是证据,而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出具的《情况说明》既不能证明本案的真实情况,也无法归入法律规定的七种证据种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不属于证据。我们认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不合法的,根本不能采纳。

  首先,从形式上说,它既不是侦查机关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也不是检察机关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证据材料,在程序上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公安局的政治处主要负责干部培训和思想教育,无权对于专业性极强的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它也无法对外代表北京市公安局,这份《情况说明》完全超出了市公安局政治部的职责和权限范围。政治部作为市局的一个部门,为东城分局作这样的《情况说明》是典型的自己为自己作证,其形式也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

  其次,从内容上说,这份《情况说明》反映的情况是完全虚假的。根据公通字[2006]30号《通知》的规定,北京市各级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的登记要求在2006年7月1日完成,条件有困难无法在7月1日完成的,必须挂靠上级鉴定机构。而张远洋案发生的时间在2006年7月24日,与该《通知》的规定的“过渡”时期完全无关。按照该《通知》,东城区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在案发当时应当是已取得登记,但实际上其至今仍无鉴定资质,提交的“东城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机构资格证书也是2008年5月20日以后才取得的。而且,作出鉴定时的2006年9月29日,陈振海等三人也没有取得鉴定人资格证书。张远洋案立案于2009年8月6日,不存在《情况说明》提到的当时(2006年)为了“保障张远洋案侦查及诉讼的顺利进行”的情况。市公安局政治部在未经任何调查、违背事实作出的《情况说明》是一份虚假材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害人陈述、控方证言自相矛盾、互相矛盾不能采纳,其鉴定意见主体不合法也不能采纳,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存在,更毋庸提证明被告人的犯罪故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我们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判决被告人无罪,不是辩方的胜利,而是法律的胜利,正义的胜利。我们对正义已经期待太久了。

  此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0年5月6日

  附:被告人最后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你们好!

  我叫张远洋,在这庄严、神圣的法庭上,本着尊重法律,尊重事实,根据庭审中证据调查和辩论的情况,我依法做无罪陈述。在陈述的过程中,我希望法院能充分保障我的最后陈述权,让我完整地陈述。

  首先,我想对本案的经过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叙述:2006年7月24日上午8点多,杜燕平在出租车停靠站内寻衅滋事、侮辱谩骂我母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推倒了距离杜燕平两米多远、用来拦截出租车的自行车。而后我便上了出租车,就在杜燕平拦车谩骂时,与杜燕同行的张桂荣叫来了杜燕平的丈夫陈新华,他先把我从车内强行拽下,又从正面殴打我,而杜燕平和张桂荣则从侧面一人抱着我的一条胳膊也在打我。当时我只有17岁,身体非常单薄,而陈新华长得很壮,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们三人共同殴打我,还把我姥姥徐英打伤致残,我也是遍体鳞伤,当时检验可见我的前胸及后背共有30多处伤口。当时穿的那件衣服,沾满了我的血迹,就放在法庭上,只是没有被允许作为证据提交。在整个事件中,我和姥姥徐英是受害人,陈新华和杜燕平才是肇事者。

  所幸的是,东城法院秉公执法,判处陈新华有期徒刑,伸张了正义。但我当年因为受此事情的影响,我在高考中并未取得满意成绩,遂于2007年出国留学。东城公安分局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就这件事情再找过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属。

  但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2009年8月25日我回国探亲时,却被海关意外地扣留,并被告知因故意伤害罪我被东城分局在2009年8月19日列为网上追逃人员,案由是我将杜燕平所骑自行车推倒在地,造成杜燕平L3压缩骨折。

  同年10月16日,东城分局又以此案由移送东城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此时杜燕平的伤却莫名其妙的从“压缩骨折”变为“L3左侧横突骨折”。在律师复印卷宗后,我及家人才第一次看到东城分局出具的一份疑点重重的鉴定意见,与当时我所经历的事情完全大相径庭。我在办案机关讯问过程中,都如实地陈述了当时的案发情况,我既没有推杜燕平,杜燕平也没有倒地。我本以为东城检察院的承办人会纠正错案,将事实查明并还我清白,但我想错了。公诉人没有按照《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既没有询问未成年人家属的意见,也没有赋予我们应有的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仅用3个有效工作日便以“故意伤害罪”为由将案件起诉到法院。而且,公安机关表述的“张远洋将杜燕平所推自行车推倒并将杜燕平连带摔倒在地”,匪夷所思的变成了“张远洋在推搡过程中致杜燕平摔倒”。至此,东城检察院对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相同当事人,相同证人证言的同一案件提出了与其(2008)0373号起诉书自相矛盾的(2009)0299号起诉书。

  法院在开庭审理陈新华故意伤害徐英案时,陈新华的辩护律师曾多次口头提出我把杜燕平打成轻伤,但公诉人当庭便驳斥其辩护意见,说我将杜燕平打成轻伤根本没有证据。东城法院对陈新华判刑后,陈新华又以其妻被我打伤为由上诉至二中院,也被驳回。而(2009)0299号起诉书不但对陈新华故意伤害案时公诉人所发表的辩论意见置之不理,甚至对东城法院的一审判决及二中院的终审裁决都置若罔闻,在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对三年前的受害人重新提起公诉,使我无辜之人站于被告席,而杜燕平反而成了受害人,实在令我很难接受。在公诉机关移交法院的证据中,我发现对比三年前的陈新华故意伤害案,公诉人非但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我有罪的新的证据,而且还抽出了公安卷中能证明我清白的笔录,我不知其用意何在?

  纵观卷宗及庭审质证,杜燕平、张桂荣和陈新华对杜燕平的伤共有8种描述,从“腰扭伤”到“腰背部挫伤”再到“腰部摔伤”,从“L3压缩骨折”到“腰部好像骨折,什么地方不清楚”再到“腰椎第三节横突骨折”,这些说法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对比杜燕平的4次笔录,2007年8月7日的与2009年9月24日的两次笔录除最后多了一句话外,其余部分竟然一字不差,多出的那句话是“这件事过去三年了,我们一直没想追究对方……”,杜燕平明知我姥姥一直在追究陈新华的刑事责任,而她却一直没有想“追究对方”,这简直有悖常理。陈新华被判刑是在2009年的6月,二审维持原判是在2009年8月。而杜燕平在沉默三年之后,主动要求追究我的责任,恰恰在陈新华被最后判刑的2009年8月。这是多么巧合啊!我想,其报复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

  案件到达法院之后,我方以充足的理由质疑杜燕平的伤情鉴定,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重新鉴定。法院亦认为其鉴定书存在疑点,同意我方的申请。2009年11月20日,我们双方在法院的带领下共同来到了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李万甫主任明确指出需要杜燕平重新拍摄X光片及CT片,在我方为杜燕平交纳了所需费用之后,杜燕平却拒绝拍片,最后以逃跑而告终。2009年12月11日庭审质证过程中,杜燕平自述我将其推坐屁股蹲,造成其臀部着地,除此之外并未受到其他伤害,而伤情鉴定书中却对杜燕平的伤情存在着这样的描述“额头淤血、左肘淤血、环指肿胀”,我方依旧指出其鉴定书虚假,再次提出对杜燕平进行重新鉴定,法院再次同意而且给予其最后期限,但此次的重新鉴定又以杜燕平的逃避告终。

  随后法院本着查清案件事实的宗旨,做了大量的庭外调查工作。法官咨询了多家鉴定机构,复兴医院的骨科专家郭京聚指出横突骨折由X光片确诊,若X光并未拍出横突骨折那么CT片更不可能拍出;秦启生法医、胡志强法医、甚至连为杜燕平出具虚假鉴定书的陈振海都证明屁股蹲不能造成横突骨折,由此,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而后法院于2010年3月1日开庭宣布延期审理1个月以调取被公诉人抽出的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证人李小年的笔录,后经庭审质证,李小年的笔录证明我被陈新华、杜燕平、张桂荣三人毒打,且杜燕平从未倒地;之后法院为进一步查出真相,于4月8日去同仁医院调取杜燕平的X光片及CT片,未果,取得一份调查笔录。调查笔录上明确指出X光及CT的拍片人生于1952年7月24日,而杜燕平则生于1953年3月22日,这充分证实了杜燕平做鉴定用的X光片和CT片非其本人拍摄所得;而后我们又得知东城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没有鉴定资质,给杜燕平出具虚假鉴定书的陈振海、周楠、吕金星三人没有鉴定资格,至此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在2010年5月6日的庭审质证中,我的辩护人对东城分局提交的鉴定资质证书提出六点质疑,通过质证确定了在作出鉴定意见的2006年9月29日东城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没有鉴定资质,鉴定人也没有资质,法官予以认可。对于市公安局提交的《情况说明》,我的辩护人提出了十点质疑,充分证明了该材料从形式到内容上的虚假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纳。法院认为鉴定意见有问题,征求被害人代理人的意见,被害人代理人表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征求公诉人的意见,公诉人也表示没有新的补充证据。我的辩护人在最后的辩护意见里,充分证明了公诉机关就本案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都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判决无罪。我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犯罪事实,应当被宣告无罪。

  尊敬的审判长、法官、人民陪审员,我成长在一个书香门第,一直以来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从未参加过任何的打架斗殴。我在整个案件中是受害人,是无辜的,我没有推过杜燕平,杜燕平也根本没有倒地。在这九个月的刑事诉讼进程中,我默默忍受着委屈,一直在期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还我清白。我的北大、清华梦曾经因这个案件的影响而破灭了,我的留学生涯也因为无端被卷入这个案件而无可挽回地中断了。一路走来,我看到了太多的阴暗面,公安机关的草率立案、检察机关的错误指控,让我曾经怀疑正义是否存在。但我的家人、我的辩护人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让我能坚强地站在这里。我最后选择了相信法律,选择了相信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依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公正的,人民法院是公正的,人民法官也是公正的,你们一定会依照事实宣判我无罪,还我清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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