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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的博客

 
 
 

日志

 
 

吕同元涉嫌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2012-03-14 22: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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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吕同元妻子张利萍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被告人吕同元的辩护人。通过庭前多次会见,阅卷以及根据今天庭审的情况和法庭展示的证据,我们认为本案既没有犯罪事实,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吕同元犯故意伤害罪。本着尊重证据的原则,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公诉书指控的犯罪动机不成立

公诉书指控被告人吕同元“为与被害人高某某争夺津汕高速公路工程”不属实。津汕高速公路(天津段)是由交通部批准修建的天津市十一五重点工程。200612月,该工程该标段才有批文。按照小王庄镇人民政府 200715日发布的《津汕高速小王庄镇段土方工程投标有关说明》(见证据卷三第8页),该项目公告投标时间为20071月,吕同元在笔录中多次陈述在2006年底才听说有高速公路的事情,被害人高清贤说“在2006年这个消息得到确实”(证据卷三第14页),也能验证。本案案发时间是200568日,被告人显然无法为了一年半以后才有的项目,而未卜先知、时空穿越地提前寻仇报复,所以这种犯罪动机不成立。公诉人在庭审中说按照常理很多工程在投标前都已经广为人知,并说有些工程就是通过名义投标人去承包工程,那只是公诉人的个人推断,只是个体经验,不能作为事实予以认定。

案发后的2005615日,当侦查人员询问被害人谁有可能作案时,根据高清贤的两次陈述,2005年春节在另外一个工程中,他与小辛庄的赵金楼有过节(证据卷三第11页、第13页),也有作案嫌疑。相比较而言,赵金楼在工程上与高清贤的过节更符合犯罪动机的时间逻辑,但公安机关却以虚假的前提作为侦查方向,造成了本案的错误。如果事实正像被害人和公诉人所说,吕同元是为了与高清贤争夺高速公路工程而枪击高清贤,那么应当是高清贤比吕同元更有胜出的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但实际上高清贤只有一台挖掘机,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欠缺承包工程的基本资质,而高清贤又说吕同元家在当地势力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吕同元更有把握竞得工程标,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竞标而多此一举把高清贤击伤,那样做不符合常理。

被害人高清贤在笔录中说吕同元报复他是因为他支持书记而非村长,这不仅是事实完全相反,而且与公诉机关的指控的犯罪动机也是相矛盾的。事实上,吕同元父亲是书记而非村长,高清贤连起码的事实都说错,其陈述的可信性值得怀疑。高清贤陈述时用的是“我认为吕同元有可能”(证据卷三第10页),这种表述仅仅属于猜测,没有证据佐证。抓捕吕同元的侦查人员董健事后承认,是皮局长让他负责抓捕吕同元,他开始不愿意,后来皮局长强调要在其退休之前一定抓捕到吕同元,他才同意了。抓获吕同元后,吕否认有犯罪事实,董健也发现“证实吕同元涉嫌犯罪的证据微乎其微”(见证据卷四第145页),后来不得不找李之哲、王玉发等补充言词证据。市局禁毒总队的“小徐”为感谢董健抓了吕同元,为她姨娘家(高清贤母亲)出了气,邀请他去她姨娘家吃喜面。后来,高清贤母亲多次私下约见董健,施加压力,董健违反规定给高清贤家写了十条意见,在明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鼓励其上访(见证据卷三第38页、卷四第148页)。这说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抓捕吕同元并长期关押,是出于领导的压力和被害人家属的人情,而不是建立在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的。

二、吕同元没有与张桂振预谋的客观行为

因为吕同元没有枪击被害人高清贤明是法庭审理中已经明确的事实。所以辩护人仅从公诉机关指控的“与张桂振预谋”与“指使”两个行为方面进行无罪辩护:

1、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吕同元与张桂振有“犯意联络”

查看整个卷宗证据,吕同元始终没有供述自己与张桂振有共谋,只有张桂振和吕同林的部分、片面的言词证据,无其他证据。张桂振在公安机关有多次笔录,在前三次中只是很简单地陈述“我找到吕同元商量”,未说细节。2007122日、23日的供述中说的共犯又是郑兆发。但在200745日、46日的供述中推翻了之前陈述,控告讯问人员刑讯逼供,并说“没有跟吕同元商量,吕同元也没找我”(证据卷三第143页,第146页)。张桂振被判刑后,在2010810日、823日、919日、930日的多次提讯中,他依然否认枪击高清贤,更否认与吕同元共谋。张桂振陈述,“在刑警队,他们问了我好几天,我没办法,把不是自己干的也说成是自己干的。”(证据卷三,第146页)他在庭审中还提出了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证据卷四,第119页)。张桂振被指控五起犯罪事实,在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一直翻供的也只有对陈国金案和高清贤案两起,而后者确实属于疑点最大。仔细分析张桂振的多次供述,有罪供述部分,陈述与吕同元共谋的没有细节,含糊不清,提出刑讯逼供而推翻先前供述后的重新陈述,一致并始终稳定,更为可信。言词证据有很大的主观性,也最容易受讯问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公诉机关指控吕同元与张桂振共谋,必须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会面的具体时间、地点、谈话内容以及其他细节,而不能仅仅依据一两份存在刑讯逼供嫌疑的供述笔录。在吕同元与张桂振都否认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吕同元与张桂振有“犯意联络”。

2、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吕同元与吕同林说过有共谋事实

吕同林实际上的身份应该是本案的证人,但公安机关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令其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形下提供证言,而且取证手法上涉嫌刑讯逼供,因此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都存在疑点。吕同林并不否认将吕同元送走的事实,但在供述笔录中关于逃跑的猜测全是传闻和主观臆断,表述用的是“听说”、“有人说”、“我觉得”。但是从2011722日的笔录开始,讯问人员采用了大量明显诱导性的问题,迫使吕同林在724日一反以前的陈述,说是吕同元在20116月的一次婚宴上亲口承认的。对此,吕同林在2011821日提供给惠然律师事务所的一份亲笔证词中陈述,讯问时采取了刑讯逼供,笔录与其陈述严重不符,逼使证人签字并写供词后才放人。吕同林强调,他从未说过吕同元亲口告诉他与张桂振共谋,是被打得受不了了。吕同林的多次陈述,其中有否认吕同元知情的,有承认吕同元知情的,如何判断那份证言更为可信呢?辩护人认为当然以证人处于自由状态下的陈述为准,自由陈述比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笔录表达更加自由,更加真实。

今天开庭过程中,我们向法院申请证人吕同林出庭作证,因为其证言对于本案甚为关键,他本人也已经在庭外等候出庭。但遗憾的是,法院没有同意辩护人的申请。但我们依然希望法庭能充分考虑其2011821日亲笔证词的可信性和合理性。本案的被告人张桂振曾在审判中提出过刑讯逼供的问题,如今吕同林又提出相同的问题,当时参与讯问的办案人员董健已经涉案被捕,正在审理过程中,本案的相关审讯笔录就更加不可信了。从常理上推断,既然公安机关认定吕同元狡辩,矢口否认犯罪事实,何以吕同元在取保候审后会故意说给吕同林和李明清听呢?而公安机关又非常“准确”地找到吕同林和李明清,并在多次讯问后终于取得有利于控方的陈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都存在难以解释的疑点。

3、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吕同元对李明清说过有共谋事实

证人李明清的嫂子是高清贤的姨姐,与被害人有亲戚关系,因此属于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证言的可靠性望法庭慎重考虑。李明清对被告人吕同元的不利证言,主要是在补充证据卷中。李明清的证词存在自我矛盾和与其他证据矛盾之处。首先,李明清陈述20071月某天给吕同元送四万元钱,吕同元告诉他“小玲子”出事了,但前后几次出现严重出入:一会儿说是在电话中说的(补充证据卷第163页,166页),一会儿说是送钱时吕同元当面告诉他的(补充证据卷第139页,143页)。其次,李明清陈述,吕同林用李明清的车将吕同元送走后,将车还与李明清时说:他就开我的车把吕同元送到小苏庄”(补充证据卷,第142页,第155页)。为防止记错,侦查人员在询问时,又一次强调道:你以前讲过吕同林在还给你车时,他曾说过将吕同元送到小苏庄那,这个情况准吗?”李明清回答是小苏庄,并区分说不是小辛庄。(补充证据卷,第158-159页)。但在吕同林的证词中,说的是他送到了小辛庄。(证据卷一第63页,补充证据卷第72页)。这表明,李明清的陈述不仅自相矛盾,和吕同林的陈述也存在重大的分歧,而且李明清的证词是传闻证据和间接证据,不可信。

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吕同元“指使”张桂振

从现有证据看,公诉人无法证明吕同元指使张桂振,也无法证明是如何指使的。首先,因为吕同元没有与张桂振的共谋在先,也就不可能后来指使他伤害高清贤。其次,吕同元当庭否认曾经指使张桂振,而张桂振也否认受到过吕同元的指使,也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吕同元有过指使行为。再次,公诉书在指控吕同元“指使”张桂振,却无法提供任何细节,如双方何时见面、在哪里见面、说了什么、有何具体的安排,“指使”变成了一个抽象行为而非具体行为,无法从证据细节上确证。仅凭存在刑讯逼供嫌疑的张桂振部分语焉不详的口供,不能认定吕同元犯罪事实。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与发生的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既然指控共同犯罪,那么具体是共同的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具体的实行、组织、教唆或帮助的细节又是什么,各共同被告人是如何进行联系的?有没有通话记录?都没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负有举证责任的公诉机关指控犯罪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视为无法证明。

三、公诉方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同元有犯罪事实

案卷材料涉及的控诉证据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但所有的证据都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受害人高清贤遭人枪击,重伤截肢,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但指向吕同元涉案的,只有部分言词证据。

被害人高清贤连作案者是谁都无法确定,更不能确定吕同元同谋。他对于吕同元的怀疑都停留在个人主观猜测上。

证人李之哲、王玉发、林恩胜三人是做土方工程的,证词的内容主要是与高速公路工程有关,因为本案被害人受伤在先、高速公路纠纷在后,因此,三人的证言与本案指控事实欠缺关联性。今天在法庭上,吕同元之所以一直不愿回答与工程的相关事项,是因为他认为这与案件无关,而且害怕因此而冤枉其犯罪,这与他在辩护人会见时所说的顾虑是一致的,并非态度不好。

证人刘春梅、张江、高相锁、高相国、李明清、李景亮、朱洁、王宝治系本案被害人的至亲好友,他们仅能证明受害人高清贤遭人枪击,重伤截肢,而其他有关张桂振或者吕同元的信息,都是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案卷中其他证人,也无人亲眼目睹案发,其证言多为传来证据、间接证据,不存在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吕同元参与此案。

张桂振先供后翻,现在一直否认与吕同元有过合谋,吕同元则一贯非常稳定地供述自己从未参与伤害高清贤的犯罪。虽然吕同元因为与妻子的琐事离家出走,对家庭缺乏责任感,但我们不是在评选模范丈夫,只要无法证明这与犯罪事实存在必然联系,就不应当对其长期在外不与家庭成员联络作为其逃亡的罪证。

需要说明的是,张桂振、吕同元和吕同林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案件提出刑讯逼供的抗辩,说明本案的口供存在重大疑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我们希望法庭能本着避免冤枉无辜的精神,查明事实。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适用时,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明确规定不仅适用于死刑案件,普通刑事案件也参照执行。该法第五条规定“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对照本案,上述五点都存在疑问,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都未查清,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存在重大疑点,无法得出唯一结论的前提下,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还规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纵观本案,没有直接证据,都是间接证据,而证据与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公诉人试图证明吕同元参与了高速公路工程,试图证明吕同元与张桂振认识,试图证明吕同元和高清贤之间存在过节,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吕同元和张桂振的合谋。在运用间接证据时,公诉人用了很多没有关联性的旁证,也用了很多传闻证据,但没有办法把所有证据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锁链。审判员或许也心存疑虑:此案是否另有真凶?即使是张桂振作案,是否是其个人所为,没有共犯?即使有共犯,是否可能是郑兆发而非吕同元?不能排除上述合理怀疑,就不能得出吕同元是共犯的唯一结论。

 

我国刑事法律打击和惩罚犯罪分子,也保护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希望合议庭能严格依法办事,排除合理怀疑,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避免赵作海式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司法实践证明:冤枉了一个无辜,比放纵十个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还大,因为“一次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如果没有犯罪的被告人吕同元最后被定罪,是非常令人心寒的。我们期待一个公正的判决,让守法的人不再孤单,让违法的人心有畏惧!故恳请贵院依法支持辩护人的意见,还被告人吕同元一个清白,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我们恳请合议庭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依法判决被告人吕同元无罪,或者建议检察院撤诉。

 

此致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法院

 

    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丹红、齐耐力

         2012314

 

吕同元涉嫌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始终不认罪,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其他物证书证,只有言词证据,而两位证人先后推翻先前的陈述。当时我们已经让证人等在法庭门外,法官拒绝让他出庭作证。再提书面申请,依然被否。如此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怎么就判了他有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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