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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如何打谣言“攻防战”  

2011-08-12 07: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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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辟谣的“选择性”

如何打谣言“攻防战” - 吴法天 - 吴法天的博客 来源:青年时报
2011年08月12日01:42
 
  为何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辟谣联盟是“选择性辟谣”呢?我觉得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谣言本身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直接点,辟谣是被动的,只能追在谣言的后面,辟谣的选择性是由“造谣的选择性”决定的

  吴法天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

  

    会见一嫌疑人,他说:“那天,我偷了三个钱包,基本都是刚偷完,就发现有便衣盯上,速扔。首先鄙视不看管好自己钱包的人,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露财。其次,我认为自律已起作用,不需要劳驾警察。最后,我希望警察不要总盯着我们这些小偷,选择性执法,有本事抓贪官去”。我打断他,只插了一句:“抓贪官,那是检察院的事儿”。

 

    这是前不久我在微博仿宁财神说的一段子,但对于最近的这场口水战很应景。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成立于今年5月,《方圆》在6月初做了第一篇专访。8月份以来,央视新闻频道和《人民日报》都跟进持续报道“辟谣联盟”的战绩,在网上着实掀起了热议。争议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就是指责民间辟谣者“选择性辟谣”:为什么总是盯着民间谣言不放?有种去辟官谣!上边那个小故事其实已有寓意。所不同的是,民间辟谣联盟是“自带干粮”的,不是便衣警察,而只能是普通公民。《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分子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自愿辟谣算公民的权利。没有执法权,因为只是群众。至于小偷抓的对不对,还是要看证据。

 

    辟谣联盟是由一群普通网友自发组成的网络信息求真兴趣小组,本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给她的定位就是“自媒体时代网民自律组织”,这也是诸多媒体采访时我们所强调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从“四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的谣言到“北京地铁迷药案”,再到“冒充7·23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郭瑶”,辟谣联盟揪出了微博上广为流传的一百二十多条谣言,关注该ID的的粉丝也届六万。但为何这些自发自觉的辟谣控们的努力,依然遭致一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呢?为何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辟谣联盟是“选择性”辟谣呢?

 

    我觉得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谣言本身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直接点,辟谣是被动的,只能追在谣言的后面,辟谣的选择性是由“造谣的选择性”决定的。政府部门以及官方媒体占据了传统的宣传阵地,微博则是留给民众抒发个人意见甚至发泄不满的地盘。按照通常的定义,造谣是蓄意地捏造事实、歪曲信息,制造不信任和恐慌。官方的宣传方式可能是对一些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或选取某个角度进行美化,甚至不惜掩盖一些事实,但这些都很难界定为“捏造事实”的造谣。如果官方捏造事实被揭穿,其公信力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如果制造社会恐慌,也与其希望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微博上官方谣言并不多见。但对于的民间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而言,借助虚假事实论证观点的正确,用谣言攻击官方,却有着立场上的优越性。在微博生态环境中,不管“鸡蛋”是对是错,站在鸡蛋一边就永远能赢得掌声。

 

    细数微博上的谣言,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谣言,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辟谣联盟”不可能辟所有的谣言,只能选择一些传播比较广、危害比较大的谣言进行打击,这其实也是一种被人诟病的“选择性”。因为影响较大的谣言背后,几乎都会存在几个造谣或者传谣的名人,他们动辄拥有几百万粉丝,如果稍微不负责任,不核实信息就发,可能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消极影响。例如,7·23事故中假冒死者家属的郭瑶,本身粉丝数量并不多,但在几位名人的扩散下,有关她的信息却在短时间内流传十几万次。选择向这些名人挑战,本身也是民间辟谣者的勇气。当然,辟谣依据的是证据,只辟虚假事实不辟观点,这也保证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如果名人不造谣传谣,网友盯他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不是么?

 

    面对无聊的网络口水战,我最终选择了回避。我可以说服一些秉持理性、平和、尊重事实的旁观者,却不可能说服恶意造谣者和深信“传谣有理,辟谣有罪”的偏执狂。我们这些追求真相的辟谣爱好者,同样支持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也赞成对公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质疑,但所不同的在于,我们主张一切应当基于事实的基础,而不是依靠谣言的力量。

 

(发表时编辑有删节)

 
 
 
微博造谣5种手法 如何打谣言“攻防战”
 
2011-08-11 08:01   南方日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以惊人的208.9%增幅,已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增至1.95亿。

庞大用户群难免鱼龙混杂,海量信息向来真假莫测,微博上,造谣与辟谣的“攻防战”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第二季度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中,微博谣言并不可怕,只是难缠。民间辟谣组织、行业自律、传统媒体精英以及意见领袖,都被认为对“微博辟谣”负有重要责任。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微博造谣的5种手法

微博谣言产生的原因并不神秘,无非利益诉求和心理诉求。利益诉求点在于,一些吸引眼球的小道消息能够轻易将附带的商业信息广泛传播。心理诉求点在于,人们能够借助网络谣言宣泄社会积怨。

基于这些诉求,谣言在网络传播平台上早已有之,只是微博“随手转发”的模式,让谣言的传播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快车道。典型案例是2010年金庸“被逝世”事件,从微博发布到辟谣只用了2个小时。如果是日报消息,澄清的时间至少也要1天,而在网络当中,这一时长以时、分、秒为单位计算。

按照沈阳教授的归纳,微博造谣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捕风捉影。如微博一度流传的“和尚挎LV包”的照片,其实是某法师在南京火车站帮居士看包。

二是凭空捏造。如喝留存在车内的瓶装水可致乳腺癌,取款时是若遇劫持可倒输密码报警等,需要借助科学知识或亲身体验来证伪。

三是断章取义。如6月份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疾控中心针对国外出现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而向市民发出警示通知,却被解读为“出血性大肠杆菌入侵北京”。

四是移花接木。主要表现为图文不符。如温州动车事故中,一张搜救队员出现在车厢内的照片被传为幸存者存在的证据,另一张照片是武汉某地拆除违建时一女子被掐住脖子的场景,该女子却被传为受铁道部控制的遇难者家属。

五是偷换概念。如5月网上流传“汶川地震重建人均投资800万”的谣言,实际是将汶川大地震的全部重建投资变成了仅对汶川一个县的投资。

列举的这些谣言都已得到澄清,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永远消失。老调重谈,难以消除,是微博谣言的重要特点。此外,真相滞后导致谣言裂变,水军推动带来暗流涌动,这些特点也让谣言如同“病毒”般顽固。

辟谣组织的作用与局限

2010年11月,正值新浪微博用户激增时期,为保证微博的健康发展,新浪微博设立了“微博辟谣”官方账号,对不实信息进行纠正。

据“微博辟谣”工作组负责人谭超表示,该平台主要依靠工作人员对信息进行识别挑选,然后编辑通过核对信息源、联系当事人、查询事发地等方式进行证伪。发现不实信息则立即删除。如果已经造成较大影响,还会通过“微博辟谣”账号发布辟谣消息予以澄清。对于主观恶意发布虚假消息者,新浪微波将暂时关闭其发布、关注等功能,最严重可能撤销其账号。

但沈阳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更多拥有不同专业能力、持不同意见立场的人群组成更多元化的民间“辟谣联盟”才是对战谣言的“制胜法宝”。

今年5月,由数十位学者、律师、媒体人发起的基于新浪微博的“辟谣联盟”自律组织成立,目前粉丝数已过5万,发布微博170余条,大多数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都在1000次以上。

不过,由于“辟谣联盟”的辟谣行为具有“选择性”,其也遭遇多方质疑。沈阳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选择性辟谣”源于辟谣组织成员能力、立场和价值观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澄清的谣言予以辟谣。而人们对“选择性辟谣”的质疑,表明辟谣组织未来存在分化组合的可能,这正是沈阳所希望看到的前景。

“在网络世界里,不存在绝对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拥有辟谣的权力,多样化的辟谣组织才能弥补单个组织‘选择性辟谣’之弊。”沈阳说,类似科学松鼠会、果壳网这样具有科普性、中立性的辟谣组织难能可贵,更应当鼓励。

政府该如何看待意见领袖

在所有的辟谣力量之中,头顶光环的“意见领袖”们无疑是尤为引人关注的。沈阳将他们分为短暂型和稳定型两种。

短暂型意见领袖往往与具体话题相关联,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或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调查者,其影响力一般局限于特定事件,并呈现出分散性和暂时性特点。例如“郭美美事件”中的报料人姜鹏勇。

稳定型意见领袖则具有较强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拥有一定社会名望,能够对不同领域的现实问题提出精彩的论断,受到网友的长久尊重与追随。其代表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以及无可争议的“微博女王”姚晨等。

沈阳认为,这两种意见领袖群体的合力极大地影响着公共事件中的舆情方向。对于稳定型的意见领袖,政府则应与其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关系,重视他们所反映的现实问题。

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政府若对意见领袖进行公关或管控绝非上策。稳定型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独立性,一旦其成为政府或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其领袖资格便也随之丧失。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意见领袖”也有不靠谱的时候。8月6日,姚晨通过微博就误传“广州下岗工人专程赴香港难民署捐款”一事道歉。对此,沈阳认为应对意见领袖的无心之失报以宽容:“即使是最权威的媒体也会出错,何况是作为‘自媒体’的微博意见领袖呢?”

最后,微博中的最大基数还是既非造谣者也非辟谣者的普通网民,他们充当围观者,但也最容易成为谣言的“二传手”,这个事实令沈阳不得不提醒:“网民们必须意识到非理性舆论的传染不仅会使当事人受到伤害,也会让自己远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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