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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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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法律成本  

2011-11-02 18:1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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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

 

 

前不久网上流传的“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7号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经公安机关查明系上海励某杜撰。“歼-10B在阎良坠毁,飞行员牺牲”的信息是某新闻网站编辑裴某根据某论坛帖文编造。网上“云南绝症男子连杀八名村官”的帖文,是云南某大学学生编造。“大连后盐桥附近发生持枪抢劫运钞车案一人被杀”、“湖南某中学女学生被当地官员和富翁以每月500元价格包养”、“中国刑警学院95届缉毒班毕业生已全部牺牲”等信息均为无中生有的捏造。据新华网10月25日报道,针对近期网络谣言泛滥的现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公安机关已责成属地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对制造和传播这些谣言的责任人和网站予以惩处。

 

一、谣言是秩序的对头

 

谣言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自群居时代就已开始。谣言一直伴随着信息的传播,是原始信息经媒介流传后的一种人为损耗。在鲁滨逊的小岛上没有谣言,因为不需要传播信息。在古代社会,谣言的传播是通常是通过口耳相传,所以速度较慢,影响的范围也有限,可以较为轻易地被社会管理者所控制,但一些煽动性的谣言仍然会对统治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能量,并促使社会变革的爆发。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为了瓦解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多都利用了谣言。而用谣言达成政治目的的国外例子,也屡见不鲜。今年七月英国的骚乱,组织者利用推特(Twitter)进行动员,谣言纷飞,以致于首相卡梅伦在下议院放出重话,称如果再有骚乱发生,政府将关闭推特等社交网站。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在《谣言女神》里声称“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今年三月发生在中国的“抢盐风波”,起因于谣言,在短时间内造成较大的社会恐慌。香蕉“催熟剂”谣言,则使海南的蕉农几乎血本无归。“汽车内暴晒的瓶装水会导致乳腺癌”、“北京地铁迷药案”等谣言影响的则是女性群体。对于具体的受害者而言,谣言的杀伤力也是巨大的。一些涉及名人的谣言,一旦在网络上流传,当事人往往百口莫辩,甚至越辟谣越有人深信不疑。曾经的韩剧女王崔真实,因为不堪忍受“向好友安在焕放高利贷并导致其自杀”的网络谣言,于2008年10月2日在家中自杀死亡。这一事件震惊朝野,也导致韩国对网上谣言实施更严格的监控措施。

 

谣言和流言不同,它不仅仅是信息源不明确的传言,而且是完全与事实相悖的信息。制造者往往已经知道真相,所以不是求真相而且混淆真相。例如,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有人用药家鑫庭审时的头像,经过PS伪造了一张药家鑫在美国街头的照片,制造被告人被顶包的现象。始作俑者显然知道事实,却有意制造谣言,引导民众不信任司法,并且也间接地伤害了药家鑫案中受害人家属和被告人家属的感情。

 

从理论上讲,微博上的一条原创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瞬间就传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面对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网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核实信息源的真实性,这就为谣言的散布留下了巨大空间。谣言的制造者只要动动键盘鼠标,就可以让一个谣言在网上飞,令涉谣的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疲于奔命。

 

二、力所不逮的法律追责

 

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针对谣言的规定却并不多见。如果依法律责任的严重程度,造谣的追责大致有如下三个层次:

 

一是民事责任,依据的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针对具体对象的谣言,被诽谤的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给予赔偿,但诉讼的过程会比较繁琐。尤其在网络世界,面对匿名的造谣者,如果不能提供对方的具体联系方式,在法院立案阶段就会遭遇困难。而网络运营商会顾及自身利益,怠于配合受害者维权。造谣的证据如果是存在于网络中,法院还会要求原告对电子证据的取得进行公证,徒增诉讼成本。

 

二是行政责任,分为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但实践中,只有较为严重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才会立案。针对社会层面散布谣言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三是刑事责任,如果散布的信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追究诽谤罪。犯本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例如,因诽谤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引起当地群众公愤的;诽谤外国人影响国际关系的,等等,如果受害人不告诉或不能告诉,人民检察院应提起公诉。如果散布的信息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罪。如果侵害的是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三)》第8条规定,“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看似全面的法网,在信息裂变式传播的Web2.0时代,似乎已力所不逮。网络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却给了造谣者一幅可以藏身的大幕,让他们能躲在阴暗角落攻击他人。所谓“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要核查信息真实性并追查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是非困难的。网络的匿名,使普通公民不易通过诉讼的方式追究造谣者的民事责任,而技术上和人力上的限制,又使大部分制造扰乱社会秩序谣言的人受不到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追究。现行法律责任,让造谣者承担的成本实在太低了。

 

三、造谣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应对

 

谣言制造者在炮制谣言时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呢?首先,需要选择一个能激发网友同情、愤怒情绪的话题,或者某个案件中的角度。药家鑫案中编造其为“官二代”、“富二代”者显然深谙此道。然后只需要运用很少的笔墨写一段文字或者上一张图片,最好是图文并茂。越是不交代信息来源、证据细节的叙事文字,越无法求证而能在网络上以讹传讹。而造谣者往往会选择一个匿名帐号发布信息,甚至用技术手段隐藏自己的真实IP,使辟谣后也很难追查责任人。而在互联网上造谣者所能受到的处罚至多是虚拟帐号被冻结,改天换个ID可以继续散布谣言。被法律追责者非常少见。而谣言所获的收益呢?可以使具体的被害者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不归路,毁灭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甚至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两相比较,你会发现造谣确实可以用很小的成本获取很大的收益,可谓一本万利。

 

要治理网络谣言,关键在于切断谣言的“利益链”。所谓“无利不起早”,凡谣言必有迹可循,尤其是当网络水军公司把造谣当作一个产业时,必须要严格规范制造谣的法律责任,增加传播谣言的成本。自1978年以来,为有效地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130项相关的法律和法规。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1987年国会通过制定了《电脑犯罪法》,1996年以来又通过《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法律,对传播内容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谣言》这本书中提出,要控制谣言,应从法律责任入手,使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增加造谣、传谣的代价。例如,纽约已通过立法来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

 

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又大多数十几年前制定的,无法应对互联网上日益泛滥的谣言。大部分的造谣,都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很难被追责,却可以获益颇多。有人建议采用韩国的网络实名制模式,但我认为实名根本解决不了造谣,因为微博上不乏名人造谣、传谣,不要说问责,连道歉者都寥寥。而另一方面,名人被造谣,怒斥造谣者并声称要诉诸法律的也大有人在,但似乎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现行法律在保护名誉权应对谣言侵害方面实在寒碜。法网恢恢,却为网络谣言留下口子,而这口子正在撕裂社会的信任、道义和责任。依靠舆论监督和网民自律,是无法遏制谣言的,因为这都不会给造谣者增加任何成本,而唯有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让造谣者付出代价。

 

@吴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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